上海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的《2016年上海社会发展报告》预测，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总抚养比将超过50％，上海人口红利将消失。
人口减少，引出的最大话题便是或加剧劳动力数量萎缩、或徒增老年人社会抚养负担。那么，情况真有那么严重吗？改善人口红利的出路到底在哪里？难点又有哪些？
申城人口开始减少
2020年以后上海常住人口中总抚养负担将超过50％。
虽然放开了二孩政策，但上海的人口增长仍不乐观。至去年末，本市户籍常住人口1433.62万人，出生率为7.25‰，户籍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78‰；外来常住人口981.65万人，同比下降1.5％，这也是15年来的首次减少。由此使得上海去年的人口数量出现了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减少。实际上，全国的情况基本如此，在过去20年中，低生育率已经使得我国年轻人口减少了30％。
国际上普遍以总人口抚养比，即儿童人口＋老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来测量人口红利。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抚养比低于50％，就意味着其进入了人口红利获利期或人口红利窗口，反之，则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由于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充沛而形成的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优势，因此也得到了广泛关注。据这份报告预测:
到2045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会突破640万，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45％。
到2050年，上海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上升至44.8％，8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将相应地由3％上升至8.3％。
虽然上海目前依然处在人口红利的窗口期，但从未来发展来看，2020年以后上海常住人口中总抚养负担将超过50％，人口红利则将消失。
准确定义老龄人口
现在很多女性四十五岁就退休，难道要把她们也归到老年人口中去吗？
但在人口史学研究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看来，没必要单纯地强调上海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而且，在国际上几乎从来不提一个城市的人口红利，提的是一个国家是不是存在人口红利。道理很简单，在一个国家里人口是流动的，不可能是静止的，况且，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历来对人口特别是人才有着超强的吸引力，所以，仅从户籍人口出生数量的变动来分析人口红利，并不完全准确。
与人口红利消失“共存”的问题便是人口老龄化，这到底有多严重？多可怕？“从明清时期一直到民国年间，成年人人均期望寿命值几乎没有变化，基本上在55岁左右。现在中国人的期望寿命大幅提高到70岁左右，上海的期望寿命已经超过80岁。仅仅通过人均期望寿命的变化，我们就很容易做出这样的判断:‘老年人’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上世纪50年代的老年人，可能是2010年代的中年人。如果仅仅按照一个僵硬不变的‘老年’定义，就说中国社会老龄化加剧，我个人认为是不妥的。”曹树基教授说，现在很多女性四十五岁就退休了，我们难道要把她们也归到老年人口中去吗？在日本，七八十岁的老夫妻独自开着一家小店，这样的情况很普遍也很正常。对一个社会来说，它不能提供足够多的岗位，所以必须有一部分人退出就业，以便把工作让给更多的年轻人，这其实和“老龄化社会”的特征是不符合的。因此，目前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
紧抓人口红利机遇
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流入，使东部地区有可能取得比原来更多的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上海市15－64岁户籍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抚养比，从2010年末的32.3％迅速上升到2015年末的41.4％，预计在未来上海市的户籍迁入政策没有很大松动的情况下，本市户籍人口红利期的机会窗口将在2020年左右关闭；但2010年‘六普’时，上海市15－64岁常住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抚养仅为23.1％，预计本市常住人口红利期的机会窗口则由于外来常住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年轻的外来常住劳动年龄人口的迅速增加，有可能推迟到2030年甚至更后才关闭。”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终身教授桂世勋说，应当充分肯定外来常住人口，特别是外来常住劳动年龄人口对大幅度推迟未来上海市人口红利期机会窗口关闭时间的重大贡献，紧紧抓住常住人口红利期的机遇。
桂教授说，现阶段，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大城市，正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流入，形成了常住人口总抚养比明显低于户籍人口总抚养比的态势——这意味着，我国中西部地区把现阶段从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中有可能取得更多人口红利的机遇，让渡给了东部地区，使东部地区在同一时期内有可能取得比原来更多的人口红利，以及延长未来有可能取得人口红利的时间。
加快形成人才红利
人才红利已经代替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源泉和驱动力。
有专家表示，在短期内，上海可以通过引进更多比较年轻的外来人才，包括一些国际性的人才，来增加年轻人的比重。而从长远来看，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将会是持续人口红利的一个有效方法。
桂世勋教授认为，人口红利只是提供了在人口年龄结构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机遇，要将其真正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增加就业岗位，让众多劳动年龄人口成为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现实生产力；二是加大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按劳动年龄人口平均计算的人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党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当下加快推进创新驱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提高就业率，降低失业率，也是持续享有人口红利的一个很好方式，这对发展民生、稳定社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上海交大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费方域教授表示，人才红利已经代替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源泉和驱动力，所以人才战略成了各种发展战略的核心。他认为，上海要成为国际创新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建立相应的人才高地，在人才规模、结构、质量、素质上与上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吻合。上海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的《2016年上海社会发展报告》预测，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总抚养比将超过50％，上海人口红利将消失。
人口减少，引出的最大话题便是或加剧劳动力数量萎缩、或徒增老年人社会抚养负担。那么，情况真有那么严重吗？改善人口红利的出路到底在哪里？难点又有哪些？
申城人口开始减少
2020年以后上海常住人口中总抚养负担将超过50％。
虽然放开了二孩政策，但上海的人口增长仍不乐观。至去年末，本市户籍常住人口1433.62万人，出生率为7.25‰，户籍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78‰；外来常住人口981.65万人，同比下降1.5％，这也是15年来的首次减少。由此使得上海去年的人口数量出现了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减少。实际上，全国的情况基本如此，在过去20年中，低生育率已经使得我国年轻人口减少了30％。
国际上普遍以总人口抚养比，即儿童人口＋老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来测量人口红利。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抚养比低于50％，就意味着其进入了人口红利获利期或人口红利窗口，反之，则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由于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充沛而形成的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优势，因此也得到了广泛关注。据这份报告预测:
到2045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会突破640万，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45％。
到2050年，上海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上升至44.8％，8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将相应地由3％上升至8.3％。
虽然上海目前依然处在人口红利的窗口期，但从未来发展来看，2020年以后上海常住人口中总抚养负担将超过50％，人口红利则将消失。
准确定义老龄人口
现在很多女性四十五岁就退休，难道要把她们也归到老年人口中去吗？
但在人口史学研究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看来，没必要单纯地强调上海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而且，在国际上几乎从来不提一个城市的人口红利，提的是一个国家是不是存在人口红利。道理很简单，在一个国家里人口是流动的，不可能是静止的，况且，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历来对人口特别是人才有着超强的吸引力，所以，仅从户籍人口出生数量的变动来分析人口红利，并不完全准确。
与人口红利消失“共存”的问题便是人口老龄化，这到底有多严重？多可怕？“从明清时期一直到民国年间，成年人人均期望寿命值几乎没有变化，基本上在55岁左右。现在中国人的期望寿命大幅提高到70岁左右，上海的期望寿命已经超过80岁。仅仅通过人均期望寿命的变化，我们就很容易做出这样的判断:‘老年人’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上世纪50年代的老年人，可能是2010年代的中年人。如果仅仅按照一个僵硬不变的‘老年’定义，就说中国社会老龄化加剧，我个人认为是不妥的。”曹树基教授说，现在很多女性四十五岁就退休了，我们难道要把她们也归到老年人口中去吗？在日本，七八十岁的老夫妻独自开着一家小店，这样的情况很普遍也很正常。对一个社会来说，它不能提供足够多的岗位，所以必须有一部分人退出就业，以便把工作让给更多的年轻人，这其实和“老龄化社会”的特征是不符合的。因此，目前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
紧抓人口红利机遇
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流入，使东部地区有可能取得比原来更多的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上海市15－64岁户籍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抚养比，从2010年末的32.3％迅速上升到2015年末的41.4％，预计在未来上海市的户籍迁入政策没有很大松动的情况下，本市户籍人口红利期的机会窗口将在2020年左右关闭；但2010年‘六普’时，上海市15－64岁常住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抚养仅为23.1％，预计本市常住人口红利期的机会窗口则由于外来常住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年轻的外来常住劳动年龄人口的迅速增加，有可能推迟到2030年甚至更后才关闭。”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终身教授桂世勋说，应当充分肯定外来常住人口，特别是外来常住劳动年龄人口对大幅度推迟未来上海市人口红利期机会窗口关闭时间的重大贡献，紧紧抓住常住人口红利期的机遇。
桂教授说，现阶段，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大城市，正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流入，形成了常住人口总抚养比明显低于户籍人口总抚养比的态势——这意味着，我国中西部地区把现阶段从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中有可能取得更多人口红利的机遇，让渡给了东部地区，使东部地区在同一时期内有可能取得比原来更多的人口红利，以及延长未来有可能取得人口红利的时间。
加快形成人才红利
人才红利已经代替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源泉和驱动力。
有专家表示，在短期内，上海可以通过引进更多比较年轻的外来人才，包括一些国际性的人才，来增加年轻人的比重。而从长远来看，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将会是持续人口红利的一个有效方法。
桂世勋教授认为，人口红利只是提供了在人口年龄结构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机遇，要将其真正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增加就业岗位，让众多劳动年龄人口成为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现实生产力；二是加大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按劳动年龄人口平均计算的人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党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当下加快推进创新驱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提高就业率，降低失业率，也是持续享有人口红利的一个很好方式，这对发展民生、稳定社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上海交大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费方域教授表示，人才红利已经代替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源泉和驱动力，所以人才战略成了各种发展战略的核心。他认为，上海要成为国际创新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建立相应的人才高地，在人才规模、结构、质量、素质上与上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吻合。
